杨村肖像画

作家名片

杨村，贵州省剑河县人，年11月出生。曾在《北京文学》《山花》《散文选刊》《民族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入选《新世纪贵州作家作品精选》《中国西部散文精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等数十种文学选本。主要著作有小说集《爱情离我们有多远》，散文集《让我们顺水漂流》《一个人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两个人的乡村——作家通信》（与余达忠合著），专著《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丛书/苗族》等。曾获首届贵州省文学奖、贵州省文学专项奖乌江文学奖、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奖，有作品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作品等。

伯父拿出纸笔的时候，阳光照耀着我出生的木屋。光和影在岁月剥蚀的壁板的槽里，刻出竖条的斑纹，细腻如陈旧的日子。我和伯父搬出小木凳，坐在壁根前。我们的暗影也投印在壁板上，然后在泥夯的屋院与壁板交合处折叠，像一出滑稽的皮影戏。

也许，我的童年止于此刻。之后，我就开始追忆童年，追忆那种黑白背景下的漫长的村庄史了。

伯父说：“今天我们坐下来记家谱！”

然后铺开纸，回忆，记录。伯父拿笔的右手是手指卷曲的粘连成一个握拳，只有大拇指分开。那是他童年时扑入火坑给烧坏的。那时看伯父专注的神情，我感觉记家谱是一件庄严的事。

我们苗族人，一般是没有家谱的。苗族饱经迁徙、离乱，靠歌谣述史，凭记忆论事。伯父的“记家谱”，就是山村里的新鲜事儿了。那天是正月初一，山村里的大年。就唤来父亲、三叔，和许多大人小孩。于是父亲和三叔他们慢慢回忆，一代一代往前追溯，到杨恁报利为止，再也不能往前追溯了。杨恁报利从一个叫乌哨的地方迁来，落家于此，与村上的刘姓人家，共同创建了一座村子，就是我们展丰村。

伯父记下的“家谱”，到此为止只有七代人。一代一代地记下我们家那些人的名字、生卒年月、事迹。多年以后，我将它打印成一本薄薄的册子《杨恁报利子嗣名录》。可惜，那时伯父已不在人世了。

而我的村子，我的展丰，这么推算下来，也就不过经历了不到年。

杨村的出生地展丰

我童年时，展丰村只有30户人家。那时村里搞大集体，每年秋后总还有一个难忘的时刻，就是分鱼的日子。全村将所有的田鱼抓来，按户头分，每户一堆。以抽阄为序，从一头挨堆拣过。总共有30堆。我以稚童的手抽了第九阄，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展丰村已有多户了。

展丰村坐落在山腰台地上，海拔0米，开阔。村后是人头山，村前是延展的田野，左右被山梁围护。旧时，有一个别脚的风水师说我们展丰村是“左仓右库，门前一片书”。我那时不理解大人的艰辛，但那些童趣却历久弥新。捉迷藏，打陀螺，拣石子，跳田，下母猪棋，抓泥鳅，捅黄鳝，套鸟，吊蜂，钓鱼，捉金龟子，滑草马……都其乐无穷。

伯父说：“走，今天去钓鱼！”

我们一群童年伙伴就会应声而到。掘蚯蚓，然后扛着钓具，向溪里走去。于是“籊籊竹竿，以钓于淇”。

伯父说：“今天吊蜂，去不去？”

我们都同声应和：“去！”

抓青蛙、捉蚂蚱，用作钓蜂的诱饵。蜂在麻栗树、青杠树上采蜜。金龟子也采蜜。我们将抓得的青蛙、蚂蚱穿在竹竿尖上，远远地伸向马蜂。马蜂闻得腥香，扑向诱饵。等它吃得忘我时，我们用棕丝捆上白纸条，另一头系一个活套，套在蜂腰上。当它采得食物，满载而归时，我们盯着吊在它细腰上的白纸条，找到它的老巢。

有时等待蜂娘返回的空档，我们也钓金龟子，先是捉两只来打架，像宫廷中的纨绔子弟斗蝈蝈。它们有角啊，两匹犀牛似的。斗疲了，就用细丝吊着，看它们绕着我们嗡嗡飞翔。我们抓到的应该就是法布尔写的缩绒鳃角金龟，“在它那奇特的世界中，歌声在表达痛苦，而沉默则是表示欢乐。”我没听过金龟子的鸣声，大约它们与我游戏时都是欢乐的吧。

有次伯父在吊蜂，我们看。马蜂飞起时，伯父便知会我们：“飞了，来咧！”

我爬在一棵松树尖，砍掉了挡住视线的枝桠，目击遥远。我没有看见远飞的马蜂。友俊说：“看到了，看到了，在那儿！”

伯父说：“到哪里？”

友俊指着远处说：“那里！”

伯父说：“你简直吹牛！”

原来，马蜂还在伯父头上盘旋，没有远飞。友俊就是我堂弟，我伯父的儿子。听到伯父骂友俊“吹牛”，我们都觉得好笑，便都哈哈大笑起来。

杨村在青山界采风

法布尔也写过蜂的，但他写的有好几种蜂，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一种就是伯父我们吊的马蜂？后来我晓得有些地方又管它叫牛角蜂。布封只写过蜂鸟，不过蜂和蜂鸟都有相似的爱好，就像他在《自然史》里写的“翅膀乘着风与春天一起飞翔”。

我伯父是小学老师，我伯妈是农民。伯父放农忙假，都要回家砍柴割草。伯父捆草的时候，面部表情特别好看。他膝盖顶着草堆，两手勒紧绳子，脸部贴着草，一用力，脸就红，眼睛眯起来，嘴巴却咧开，像笑。

我们一帮人喜欢伯父，追随着他上山砍柴。当砍回的柴堆成一圈，像一间屋那么大后，伯父又带我们去抓泥鳅、黄鳝。春末夏初，黄鳝睡在田埂里，双手从两头伸进田埂，便可将黄鳝逮将出来，于是必有美餐。

或者在夜间，闷热的时候，泥鳅黄鳝会躺在泥上，让水浸着，浮尸一般，在守株待兔。一旦有虫虾过处，它们便信手饱餐一顿。我们去照它们，左手持火把或手电，右手执叉——他们叫鱼梳——这名字太雅了，一点也不像猎器。

看见它们目中无人地躺在泥上，瞌睡似的，一叉刺去，没等它们猎获，却被我们猎取了。回家时父亲说：“大虫吃小虫，小虫吃虾米。”泥鳅黄鳝好像是挺好的玩伴，都喜欢生活于相同的环境。我们那里有一句民谣：“斑鸠带着鹌鹑找虫吃，泥鳅牵着黄鳝睡田埂。”我后来才知道，它应该是一首情歌的比兴句。

杨村（左一）与文友龙凤碧（左二）、陈丹玲（左三）、刘照进在白龙山采风

滑草马，可能是我们展丰村独有的娱乐活动。

我父亲他们滑过草马，我爷爷他们也滑过草马。滑草马，在展丰村似乎很有历史，是个传统保留节目。从人头山顶往西，是一望无际的草山，远远一看，像一片沙漠起伏。每年秋后，一片火红。稻草还来不及上树，它就被我们一捆捆拖到山顶，扎成一匹匹草马，然后从草坡上滑下来，如坐飞毯。只见那满山的尘埃扬起，听得人声鼎沸。

我父亲它们滑草马的时候，兴许比我们还凶。那次他和一个伙伴滑完草马回家。路上，一只老虎从路坎上跃将下来，踩了我父亲一脚，然后把我父亲的伙伴叼走了。后来我在《虎患年代》那组小散文里，写过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伯父喜不喜欢滑草马。我们去滑草马时，是不让他晓得的。那时我们已经在稿旁小学上学了，伯父正好在那里教书。他要知道我们去滑草马，就会给我们厉害看。就像那次我打陀螺一样。上课铃响了，我的陀螺正转得欢，呜呜地蜂鸣。伯父何时走进教室，我全然不知。结果呢，结果伯父罚我在教室门口站了一节课。站一节课是小事，可是那么多伙伴笑我，怪丢人嘛！

伯父或许要用心栽培我的吧！

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就是人长大了，要有那么一课。就像我们家乡女孩子，长大了学绣花。哪里知道为什么要读书呢？

到我识得一些汉字时，伯父扔给我几本书。伯父说：“你看这个！”他不苟言笑。

伯父给我的是《西游记》，用硬壳纸包着书封。我翻了翻，头疼。我不喜欢《西游记》那种千篇一律似的故事套路。后来似乎一直影响我的读书偏好。上大学时，我又试着读完《西游记》。可读了几回，仍是不喜欢。不过，后来六小龄童、徐少华、迟重瑞他们演的25集电视剧连续剧《西游记》，我倒觉得甚好，而且从头到尾看完。

伯父看我不喜欢《西游记》，又扔给我一本《红雨》。写了一个少年英雄，一个赤脚医生的故事。这本书我喜欢，我读完了。我们那时不是崇慕英雄么。我看伯父并不高兴，可能是我没有读《西游记》吧？之后伯父继续给我一些书：《红石口》《大海铺路》《艳阳天》《敌后武工队》……

杨村（左一）与朋友在北海采风

伯父从稿旁小学调到高标小学时，离家远了。他去高标之前，给我留下一本字帖，柳公权玄秘塔。家传似的宝贝。伯父说：“从今以后，一天练一页字。”于是教我握毛笔。可惜练了一点基础，就要学悬腕时，我打住了。

我仍留在稿旁小学读书。那时虽不是对书有爱，却似乎与书有缘了。没有伯父送书，心里反倒不习惯起来。于是跟父亲去岑松赶乡场。父亲送我5毛钱，我就用来买连环画了。那是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本连环画。它们成了我的第一批藏书。这几本小人书，倒是让我入迷了。真正的爱书，大概是由此而起。然而，随着阅读视野的拓展，高老师却已渐渐不是我喜爱的作家。后来读了一篇题目叫《革命作家高尔基》的文章，我就会联想到他的胡子，他的头像，很像另外一个人。我不喜欢和他们站在一起。

我后来追随伯父去高标小学读书。那是四年级下学期。那时伯父潜心阅读《水浒传》和《红楼梦》，还有《高等代数》，解题。我已加入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痴迷于一杆红缨枪。伯父每天坐在楼廊上等我吃饭。他常常说：“哼，这么晚！”他只说这句就打住了。太阳也缓缓地落下山后，夜色渐渐笼罩下来。　

《一个人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书封。该书系中国作协扶持作品，获首届贵州文学奖。

我握笔涂鸦时，伯父退休了。伯父似乎确认，他读的书没有我多。有时他读我的小说，比如《挣钱到老》《红缨枪》《紫袍》。伯父说：“看来，写小说还得有真故事、真生活哈！”他以学生试探的口气问我，或者和我交流。我那几个小说的背景，都是伯父熟悉的。在乌江边上行医的劳改犯，持红缨枪刺杀林彪孔老二的少年，梦想一件紫袍的老人……他们都有伯父身边的人的影子。

对于一个以写字为要趣的人来说，童年是一座重要的仓库。童年生活影响他一生的写作。可惜那时我没有好好听伯父劝告，没有多读一些书。不过，写作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读书也是啊。古尔纳说：“写作，向来是一种乐趣。”真的。

栏目策划/李缨

文/杨村

图/杨村提供

刊头设计/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吴浩宇

视觉/实习生李开祯祉

编辑/陈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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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李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