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迁移，普遍存在当今社会中，为了生计，为了寻求机会，为了实现更好的生活。在流动中，怀抱着希望不断向前。虽然路程艰苦，前途不明，但也要为这一丝希望而拼搏。

这个苗寨在哪里？

她叫乐安村，坐落在广东省西南部的阳江市区双捷镇西部，其境内其实不只是一个苗寨，首批进入乐安村的苗胞只有20多户；至今已经发展到12个自然村、共多人口在这里生活。乐安村全村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下辖25条自然村，户籍人口人。目前，该村共有云南籍、广西籍少数民族移民多人，都是苗族，占全村总人口的24%。

乐安村的地理位置（靠近海边仅10公里左

尽管这样的信息粤港两地的传媒都在不约而同地爆炒这条让人惊讶和感动的新闻，也引来诸多知名学者的研究（如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温士贤的《落地生根：阳江苗族代耕农的土地交易与家园重建》），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这应该是中国大陆濒临大海最近的苗族聚居地。虽然苗族的传说中，祖先曾经生活在东方的海边，但除了海南岛的苗族聚居地，乐安村恐怕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苗族濒海聚居地。

罗琴山下的苗族聚居点，百度上没有标记

他们怎么来到这里的？

90年代，为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阳江地区的农民和村干部都急切地希望将富余的田地转让出去。实际上,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相当数量的山区农民到珠三角的中山、珠海、江门、惠州等地寻找土地代耕。就在这个契机，一位来自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的姑娘嫁到茂名电白唐家，其丈夫早年在广南县经商，后经商失败，便带着苗族妻子来到阳江租田地种植辣椒，偶然的机会，她来到位于乐安村的红十月农场，看到满目好田好地大量抛荒，这位苗族姑娘很是心动。回乡后，她将这一消息告诉远在云南山区的苗族亲友。

苗族大迁徙舞（非乐安村）

听闻广东阳江有这么好的田地，居住在大山中的苗族人为之心动。他们渴望平原地区的肥沃田地,并希望通过迁移来摆脱生存困境。年底,广南县马堡村的杨发明、李正林带领几个同乡亲友一起来阳江“看田”。来到阳江之后,他们便被广阔的良田和充足的水源所吸引。他们找到当时乐安村管理区的村干部协商土地代耕事宜。村干部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并答应转让亩田地给他们永久耕种,取得田地的代价即是承担田地上负载的公购粮任务。

待田地落实之后,他们立即返回家乡动员亲友前来代耕。当时,有60多户人家想迁移到阳江。但因取得的田地面积有限,无法接纳过多的人口,迁移活动的组织者根据亩田地所需的劳动力,选定了户口碑较好的家庭前来代耕。在动身迁移之前,准备迁移的家庭变卖了房产和牲畜,把田地分给亲友耕种,做好了长期定居异乡的打算。这种孤注一掷的行动表明,他们一旦迈出迁移的步伐,便不会再返回故乡。就是这一举动，改变了大家的命运。

年10月22日，杨发明带领村里的六个青年南下广东。两天后，阳东县乐安村的居民惊奇地发现，有六个打扮怪异的外地人在田野溪水边转悠。在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后，他们用竹木和泥巴搭成四个棚子住了下来。不久，他们就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帮当地一家农场以５元一棵的价格挖橡胶树。一个月下来，有了一点积蓄的他们便派人回云南老家组织迁居。

同年12月，第一批30多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南下广东，所带的全部家产就是那些残破的锅碗瓢盆……

年，最后一批村民也告别家园，完成了痛苦与希望交织的移民。默默无闻的乐安村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一向被认为非常排外的广东人不仅给他们划出土地，而且热情地帮助这个也许是中国最年轻的苗族村选出自己的村长，一间设备不差的苗族小学也很快在南中国的土地上诞生。

乐安小学，苗族家长来接孩子放学

现在，在国道边上，始建于年、依山傍水的乐安小学，学校设学前幼儿班和一至三年级。年放暑假前，共有70名学生在校就读，其中66名为苗族留守儿童。

苗胞在乐安村的代耕情况

代耕这一契机,使苗族移民顺利地取得了异乡土地的耕作权。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云南省广南县的苗族群众通过血缘亲属网络接踵而至,他们先后找到代耕的土地,并在移居地建立起十余个代耕社区(见下表)。根据代耕期限的不同,苗族移民的代耕活动可分为“永久性”代耕和“限时性”代耕两种形式。永久性代耕是指,当地村民将田地永久“转让”或“割让”给苗族移民永久耕种,苗族移民由此也要永久性地承担土地上承载的农业税赋任务。例如,分布在乐安村一带的“云南队”、“麦洞村”、“高桥村”均属永久性代耕社区。

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阳江代耕的几批苗族移民获得了永久性代耕的田地。随着公购粮任务逐渐减轻,当地村民对代耕农的需求逐渐减少。年之后进入阳江的苗族移民已难以获得永久性代耕的田地,他们只能与当地村民签订数年到数十年不等的限时性代耕协议。甚至,一些苗族移民只是与当地村民达成口头上的代耕约定,而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在不同的土地占有关系下,进入阳江的苗族移民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命运。在随后的代耕生活中,永久代耕的苗族移民和限时代耕的苗族移民采取了不同的定居策略。

在当时的政策预期下,苗族移民的代耕行动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人们难以判断何种代耕形式更具生存优势。永久代耕可以换来相对稳定的耕作权,但同时也意味着要将自身永久地束缚在土地之上。限时代耕虽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却时刻面临着田地被收回的危险。“云南队”的两位带头人李正林和杨发明就代耕年限问题曾产生过激烈的争执。李正林担心日后形势发生变化,可能无法按合同完成公购粮任务,因此要将代耕期限定为25年。而杨发明考虑到日后生活的稳定性,则坚持要签订永久性的代耕协议。在杨发明一再坚持和说服下,“云南队”最终签订了永久性的代耕协议。在当时的政策预期下,这两种观点都是基于自身的生存发展做出的理性考量。现在,他们非常庆幸当初的选择,如果当时代耕期限定为25年的话,现在他们必须要考虑重新寻找新的土地。

对苗族人来说,迁移到此，只是谋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寻找稳定的定居生活。

苗胞如何在乐安适应下来了？

位于阳江市区西南20公里处的乐安村,是苗族代耕农分布的核心区域,在这一区域分布着4个永久性代耕社区。这些苗族代耕社区大多隐秘在偏僻的山坳之中,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很难被外人所发现。

苗族人在文化上与汉族居民存在较大差异,他们的语言、服饰、宗教仪式等民族特征往往被当地居民视为怪异的东西。为避免遭致外部社群的歧视和干扰,他们采取了自我隔离的生存态度,在偏僻之处建立起相对隔离的代耕社区。“云南队”的苗族代耕农,在定居地点的选择上经历了慎重的抉择:代耕之初,当地村干部划出两块土地供他们建房定居使用。其中一块位于交通便利的公路边,另一块在距公路稍远的山坳中。考虑到自身的生存尊严和日后生活的稳定,他们放弃了交通便利的地理区位,最终选择在相对偏僻的山坳中定居。“云南队”的带头人杨发明讲到:

住在公路边当然是最好,交通方便。但我们在刚来的时候,语言不通,穿得又破破烂烂,妇女穿着我们民族的裙子,小孩都光着屁股,看起来脏兮兮的。住在路边的话,全被人家看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虽然有点偏,但生活会比较安定,是穷是富别人都看不到。即使以后有国家征地的话,也不会影响到我们这里。当时就考虑还是住的偏一点比较安全,于是大家决定来到这里建房。

代耕社区的建构,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同时也为他们的文化适应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在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里,苗族代耕农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外部群体的干扰。在靠近山地的区位环境中定居,不仅可以获得大量免费的山地资源,还可以在空间上与外部社群隔离开来,为自身创造一个安稳的生存空间。在代耕之初,苗族代耕农缺少经济来源,甚至连农业生产所需的化肥、农药等物资都无力购买。面对生存危机,苗族代耕农只能求助于大山。他们在附近的山地中打石子、砍柴草、挖药材、捉马蜂,将这些山地产品出售给当地商贩以换取收入。在进入阳江代耕伊始,苗族代耕农在资源利用和生计选择上便与当地居民形成一种互补性的族群关系,从而为他们日后的定居生活奠定了基础。

苗族代耕农的定居生活并非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在获取土地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在代耕之初仅是以竹子和油毡纸搭建简易的棚屋。简易的棚屋成为苗族人流动性的表征,居住在棚屋中的人们似乎随时准备收拾行囊迁移到其他地方。

在定居之初,苗族代耕农并未意识到定居权问题。当地村干部虽然为他们指定了居住地,但并未以契约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定居权附着在代耕的田地之上。为方便开展农业生产,苗族代耕农多是在田边闲置的空地上搭建棚屋,修建村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土地的开发价值有限,当地村民并不在意他们在何处建房定居。然而,随着农业税的减免以及土地价格的上涨,以前被弃之如敝屣的荒地成为一笔潜在的财富。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当地村民向苗族代耕农占用的定居用地要求经济补偿。

年,乐安村山仔村民小组将闲置的荒山发包给当地老板,而麦洞村的定居地正处于发包的荒山之中。直到这时,麦洞村的苗族代耕农才意识到,他们虽然取得了田地的耕作权,但却并没有取得相应的定居权。为此,他们与当地村干部协商,以元的价格将建房定居的土地购买下来,并与山仔村民小组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

年,“云南队”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据说,“云南队”定居的土地为乐安村新屋村民小组以前的驻地。后来,新屋村民搬走,此地长期荒废。“云南队”在此定居后,新屋村民便重申对这块土地的权利,希望从中获得一笔可观的土地转让费。为了取得“合法”的定居权,“云南队”的苗族代耕农以四万五千元的价格买下建房定居的土地,并与他们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

土地转让合同的签订,为苗族代耕农的定居提供了相对有效的契约保障。近年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苗族代耕农家庭修建了楼房。“云南队”在年有5户人家修建了楼房,麦洞村在年有4户人家修建了楼房,每栋楼房的修建成本少则十余万元,多则四十余万元。可以说,苗族代耕农罄其所有用来修建房屋。以李国金为例,他家在年修建了一栋3层楼房,建房费用高达25万元。在建房之前,两个正在读高中的儿子建议父亲到阳江市区买一套商品房。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里建房定居日后可能会遇到麻烦,并且有这笔钱在城市里也能买到一套房子。但李国金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建房的土地是花钱买的,如果政策不变的话,就可以在这里长期住下去。虽然他们不确定以后能否在此地落户,但在他们的逻辑思维中,修建了楼房即意味着在此地长期定居,当地村民便不会轻易赶走他们。

苗族代耕农旨在通过修建楼房,积累地面价值,来巩固自身的定居权。即便以后遇到征地拆迁,他们也享有地面建筑的赔偿权。如麦洞村陶文金所说,“如果以后他们真要赶我们走的话,也要照价赔偿我们的损失。这些房子一栋按20万计算,整个村子至少要几百万,除了国家赔偿我们,否则没人能赔得起。”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具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修建起楼房,甚至相当一部分苗族代耕农的居住条件已经超过了当地村民。现在,苗族代耕农的定居不仅是一个法律上的事实,同时也成为一个经济上的事实。这种不断增加地面价值的定居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当地村民见他们修建起楼房,不仅有一种艳羡之情,同时也意识到他们不会轻易离开此地。

实际上，“移民”与“土著”并不是两个界限清晰、固定不变的社群。从广义上说，任何一个区域中的居民都可算作外来移民,其区别只在于迁入时间的先后不同而已。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有外来移民群体进入到这一区域定居。在乐安村村委会管辖的21个村民小组中,有6个村民小组是在20世纪60年代从信宜地区陆续迁来的代耕农。此外,尚有4个村民小组是年由政府安置的高州水库移民。这些移民群体因为进入较早,均已取得当地户籍。苗族代耕农因到来较晚，入籍问题迟迟未能解决。随着土地价值逐渐提升，村委会和当地政府也不愿再去解决苗族代耕农的入籍问题。可以说,当前的户籍制度将苗族代耕农置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据年的文献）

苗胞黏合性的文化适应策略

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苗胞对自身的文化生活做出积极的调适，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内核与民族特性。进入异乡的苗族代耕农，受到异质文化的冲击，首先在语言上，苗语与普通话的冲突，为了移民的生活的继续，他们有意识的学习当地语言，但在群体内部，人们仍以苗语进行交流，并将民族语言视作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服饰是苗族文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在代耕社区中，苗族妇女仍习惯穿着传统的苗族服饰。特别是在年节庆典和婚丧仪式等重要场合，苗族妇女都穿着民族服装参加。当苗族走出代耕社区时，会自觉地换上普通的服装。

代耕社区不仅为苗族代耕农提供了一个相对隔离的生存空间。对苗族代耕农来说，迁移只是改变了生活场所，其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在群体内部的生存实践中，他们仍恪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法则。走进苗族代耕农的家屋，便可发现在其堂屋正壁上供奉的祖先牌位以及用于驱鬼治病的各种符咒。在苗族人的观念中，祖先是家族的守护神，土地神是村寨保护神，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要拜祖先、拜土地神。

初到之时，尽管苗族代耕农处于边缘化的生存困境之中，但他们并不是一盘散沙式的生存状态。借助传统的血缘亲属网络，分散各地的苗族代耕农被整合为一个联系紧密的移民社群。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苗族代耕农的生存能力，同时也使自身的主体性不断被激发出来。

苗族人也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苗族代耕社区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其内部则是由不同的家族所构成。家族构成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家族观念的存在，不仅为苗族人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社会网络，同时也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此外，苗族人的家族观念具有较强的伸缩性，它可以将不具有血缘关系的社会成员纳入到家族组织中去，可以延伸至同姓集团。他们认为同姓即是同一远古祖先的后裔，彼此即是兄弟姊妹。这种具有伸缩性的家族观念，可以灵活地将移民群体整合起来。

在苗族社会中，同姓之间借助家族观念进行社群重构，异姓之间则是通过亲属网络进行社群重构。在苗族代耕社区内部的各家族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亲属网络。在异乡的生存实践中，苗族代耕农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亲属网络。对他们来说，社会网络成为他们在异乡生存的重要资本。个体成员唯有将自身融入本群体的社会网络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家族观念和亲属网络的整合下，分散的苗族代耕农被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从而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边缘情境中极易出现的人格分裂的精神特质。

苗族代耕农的社群整合，不仅使其在移居地的社会根基得以进一步巩固，同时也使他们逐渐摆脱了边缘化的生存地位。

苗族代耕农对乐安村空心村的活化利用

当地许多村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衰败的村落已不再是村民争夺资源的竞技场,转移到城镇定居的村民大多愿意将闲置的土地和房产转让出去。而阳江的苗族代耕农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与当地村落的空心化状态不无关系，也从而活化了乐安村的空心村。

阳江市当地村落的空心化,为部分苗族代耕农的重新定居提供了可能。曾在阳西县儒洞镇下河村代耕的高氏父子,早在年便在下河村买下了一座旧宅。该村本是一个仅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在近十年间,大部分村民都已迁移到城镇定居,现在村落中的当地居民仅剩下两户。高氏父子在此买房定居后,其在阳江代耕的亲友也陆续来到这个村落购买旧宅。下河村共有12座房产,现在有9座房产被苗族代耕农购买。房产的转让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定居权的转让,可以说,苗族代耕农已成为当地空心村的新主人。

实现再定居的过程中,苗族代耕农表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和策略性。对一些贫困的苗族代耕农家庭来说,即便价格不高的房产也往往使他们捉襟见肘。对此,他们往往是两三户亲友共同出资买下一座房产,待经济条件好转后再分开另行购置房产。现居阳西县儒洞镇下河村的侯礼忠和侄子侯志高便是以合资购置房产的形式实现定居。侯氏原本在平岗镇的廉村代耕,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他们便放弃田地准备另谋出路。侯氏家族与最早定居下河村的高氏有姻亲关系,经高氏介绍,侯氏家族成员也陆续来到下河村买房定居。实际上,当地村民出售旧宅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一旦有人出售必须将其果断买下。

年,下河村的一户本地村民出售一栋二层的旧楼房,售价4.5万元。刚刚结束代耕生活的侯氏家族经济拮据,为了尽快安家落脚,侯礼忠叔侄便共同出资将其买下。当时,侯礼忠出资3.5万元,侄子侯志高出资1万,叔侄两户人家各住一层。买房子时叔侄双方即约定,日后哪一方有能力就出去再购置一间,届时再将相关费用结算清楚。在购置旧宅的过程中,一些村民把村集体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作为房产的附属物一起出售。有学者在华中农村地区也发现了这种“搭地售房”或“买房搭地”的交易方式,由此可见这种特殊的房产交易方式绝非个例。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在于苗族代耕农在买房时要求原户主将土地一起送给他们耕种,因为他们意识到土地在农村生活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偏远农村地区,土地转让价格非常低廉。与此同时,在年前后,农民仍要缴纳一定的农业税,实行“搭地售房”的交易方式,则可以将户主承担的农业税一同转让出去。由此实现了既能活化被废弃的空心村，又解决了苗胞代耕农的居住问题。

无法购置到旧宅的苗族代耕农,则通过置地建房的形式实现再定居。置地建房比购置旧宅花费更多。现在,乐安一带的土地出让价格在每平方米元左右。当地村民一般是将土地进行整块出让,一块土地的出让价格动辄达到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经济能力有限的苗族代耕农往往是几户人家共同筹资购买,然后再根据出资额对土地进行分配。曾在阳江白沙镇岗华村代耕的李正武,在年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便带领8户亲友来到乐安村置地建房。他们以10.5万元的价格,在乐安村置下一块土地。8户人家平摊费用,各自分得一块宅基地。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修建起楼房,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仍是搭建棚屋居住。在谈到他们的定居经历时,李正武讲到:

年的时候,我们来到白沙镇岗华大队种田。我们跟岗华大队签了15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当时我们一共有26户,在那里建了村,还办了一间小学校。后来,我们有个年轻人到他们村子里偷牛。从此以后,当地人就开始讨厌我们。年合同到期,他们就把田地收回去,我们这帮人就散开了。大部分人来到乐安买地建房,有一小部分去到台山种甘蔗。我们兄弟姐妹多,便一起凑了10万多元买下乐安这块地。于是,我们又来到这里建房子。在乐安有我们的好多老乡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老乡之间可以相互照顾。

在个体化的生存策略下,代耕社区缺少凝聚力,代耕农群体难以应对当地村民的排斥与挤压。苗族代耕农的生存策略恰恰与之相反。在异己的社会环境中,他们通过亲属网络和族群认同感,将分布零散的苗族代耕农整合为一个联系紧密的移民社群,并以此来应对自身在移居地中所处的劣势地位。

现在,仅分布在乐安村村委会辖区内的苗族移民就有余人,这个数字已接近当地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

苗族移民的不断汇集,不仅使其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也使其社会根基得到进一步巩固。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苗族代耕农的土地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麦洞村陶文金如是讲到:“对我们苗族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三块地:房地、田地和坟地。以前最重要的是田地,现在田地是次要的,进厂做工买粮食吃都没问题。关键是要有块房地,要有个落脚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活下来。”现在,苗族代耕农仍非常珍视他们代耕的土地,但现在的土地已不再是解决温饱的生存资源,而是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生存家园而存在。

广东是一个包容的地方，这些年来，在阳江市政府的关怀下，乐安村党总支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乐安村的境况好了很多。比如麦垌自然村苗族移民王阿姨说：我们买了一辆20多万的小车，小车入户办好了，样样都办好了，现在生活好了。但与广东当地人相比，他们的条件还相对落后一些。我们希望他们能在大海浩瀚的涛声中跟上南中国的舞步。

资深媒体人龙建刚曾两度去乐安村，他写道：

走村串户，我惊讶地发现来自遥远的他们居然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把普通话讲得如此流利。一位与我同去的汉族记者连连感叹：想不到苗族居然有这么强大的文化适应能力。

深深的感激不仅仅只来自历尽艰难的他们，也许还有一个民族真诚的谢意。站在这块涛声轰鸣的土地，我已经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可越过的鸿沟，每一个民族都可能成为情同手足的兄弟。

在被晚霞染红的村口，杨发明村长对我低声地说了一句：从大山到大海，我们已重新开始。

参考文献：

阳江市人民政府《江城区:乐安村党总支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温士贤《落地生根：阳江苗族代耕农的土地交易与家园重建》

龙建刚《中国仅有的一个濒临大海的苗寨在广东！》

华南文化地理人《生活在阳江的边缘群体——苗族代耕农》

阳江日报《深读

秀美的罗琴山下，一群孩子这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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